
2025年12月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行为公共管理与政策》集刊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三届《行为公共管理与政策》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办公楼小礼堂顺利召开。来自全国19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议学科前沿。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晴受邀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另一种可能”:神经公共管理的议程与方略》的主旨演讲。

在主旨发言中,黄晴教授首先抛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我们试图打开行为公共管理的黑箱时,我们是否真的触及了行为的本源?”她指出,现有的行为公共管理研究虽然引入了心理学视角,用“心理人”取代了“经济人”,但往往止步于描述“损失厌恶”、“框架效应”等症状,未能深入剖析这些现象背后的生物物理机制。
黄晴教授深刻剖析了传统公共管理(制度层)、行为公共管理(心理层)与神经公共管理(生物层)在解释力上的层级差异。她提出,许多被视为“平庸之恶”或“决策疲劳”的行政行为,其深层根源可能是大脑前额叶皮层在代谢资源耗尽后,无法抑制基底核“僵化习惯”的生物学系统坍缩 。
基于此,黄晴教授从三个维度构建了“神经公共管理”的学科蓝图:在本体论层面,呼吁回归“生物学现实主义”。她强调“行政人”首先是一个受代谢限制、能量约束的生物有机体。大脑作为一台“预测机器”,致力于维持稳态,而激烈的政策变迁往往因引发预测误差而带来生理痛感。 在认识论层面,主张从“经验循证”走向“生物循证”。针对传统问卷调查中存在的“意识修饰”与“内省盲区”,神经公共管理通过捕捉实时的、不可伪装的生物信号(如脑间同步、眼动轨迹等),为理解行政行为提供了更具穿透力的“硬数据”。在方法论层面,展示了山东大学神经与行为公共管理实验室的前沿探索。黄晴教授介绍了利用超扫描技术研究“协作治理中的脑间同步”,以及利用眼动追踪技术分析“政民互动中的内隐歧视”与“街头官僚注意力分配”等正在进行的实验项目。
发言最后,黄晴教授总结道,神经公共管理并非主张“生物决定论”,而是试图在制度的冷硬逻辑中找回那个会疲惫、会恐惧、渴望共情的“生物人”。她倡导一种“生物兼容”的治理范式,让公共管理从单纯的规训艺术走向顺应人类认知架构的精密科学。
此次主旨发言所展示的“神经公共管理”议程,是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神经与行为公共管理实验室在学科前沿探索中的最新学术成果。长期以来,中心与实验室始终致力于打破学科壁垒,深耕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议题。黄晴教授表示,未来将继续依托实验室的高端平台与跨学科优势,推动公共管理研究向更精微、更科学的“生物-心理-社会”综合范式迈进,为理解和优化公共治理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