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党和国家都提出了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明确要求。坚持在发展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人民生活品质是衡量社会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

人民生活品质的水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反映：一是人们的客观生活条件，二是人们的主观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质量或者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社会建设应该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因此，是否有助于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提高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是衡量社会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

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应以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为着力点。社会建设是依据社会环境需要与人民群众愿望而从事的各种建设，主要包括教育事业、科技事业、文化事业、医疗卫生事业、体育事业、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区建设、旅游事业、人口与计划生育等方面，当前中国社会建设最重要的领域，主要是基本民生建设、社会安全建设和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建设。研究发现，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提高。虽然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朝着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又前进了一步，但现实中却面临着不少社会问题，比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而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所以，要想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就必须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方面发力，通过提升公共教育、公共文化、公共医疗卫生、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社会建设水平，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进而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二、当前社会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共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滞后，总量不足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义务教育普及和城市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诸多原因，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发展未能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分配不均衡，未能体现其普惠性和公平性。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公共资源提供、尤其是公共文化资源和公共设施资源提供上还存在短板和弱项。在城市地区，很多高雅型文化产品和设施多由市场提供，商业性较强，使用价格高昂，对于大多数普通群众来说，因其消费能力有限，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在农村地区，公共文化资源普遍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所供非所需、只管建不管用等问题，村民很少能享受到公共文化资源。因为学习娱乐渠道不足，所以在农闲时节和节假日期间，会出现留守农民和返乡农民工“扎堆赌博”的现象。国内外研究表明，公共设施和公共文化资源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在倡导“美好生活”的今天，这一问题尤其应该得到重视。

（二）社会建设主体单一，社会力量动员不充分

目前，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对社会稳定构成一定威胁。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但离达到理想效果还有较大差距。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暴发之初，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或因疫情防控能力欠缺，或因缺乏责任担当，忽视了医护专家的提醒，没有及时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重大疫情危机管理，造成了医疗资源挤兑和疫情大范围扩散。在疫情防控期间，一些政府部门和机构又在防疫物资筹集调度、病人运送转移、疫区群众生活物资分配等方面出现了失职行为，对政府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以上这些都暴露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一些政府部门在处理重大社会问题时能力不足，结果不仅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还损坏了政府公信力。因此，在不断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的同时，还应该有效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让社会组织参与到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来，协助政府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公共服务、参与危机管理。

（三）公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

列宁晚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哲学格言：“给我一个强大的人民监督制，我能把整个党和国家中的官僚腐败翻转过来。”毛泽东也讲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两位政治家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即强调监督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得到了不断推进，我国的社会监督体制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但结合目前实际来看，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难以听到基层民众的真实声音和意见；二是政府行为透明度不高，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不充分；三是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乏力，被动监督和事后监督往往容易使监督流于形式。要实现现代化治理，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就必须正视我国社会监督的不足，逐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监督的体制机制建设，规范社会监督行为。

三、加强社会建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措施

（一）增加便民公共设施和公共文化资源投入

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获得感，而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文化资源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舒适度和体验感，因此应该得到特别重视。

首先，要加强便民公共设施建设，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由于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资源分布不平衡，城乡之间和各个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加上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农村居民、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社会群体在居住和生活方面仍有许多的不便，亟需得到改善。生活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盲道、轮椅坡道、母婴室、第三卫生间、社区健身场地和器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场所的建设。目前，在我国大中城市，这些公共资源的建设都还比较有限，更不用说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了。健全的公共设施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研究表明，有没有相应的居住地公共资源以及居住地公共资源的充足程度，对于居民的生活品质来说，差别很大。

其次，要增加公共文化资源投入，提高人民的闲暇生活质量。丰富的闲暇生活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充足的公共文化设施能够满足人民群众自我提升的需求，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对闲暇时间的利用，对休闲方式的选择，体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丰富健康的闲暇活动，如阅读、健身、做公益等，不仅有益于个体的身心健康，也有益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单调乏味甚至不健康的闲暇活动，如聚众赌博等，则会给个体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提升人民群众的闲暇生活品质，首先要做的就是增加公共文化设施，增加闲暇活动的场所。公共文化设施主要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乡镇（街道）和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公共阅报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等设施。对基层社区来说，可以通过整合宣传、文化、教育、科技、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系统的文化资源和力量，建设集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整合供给。目前，浙江省永嘉县搭建的“文化驿站”艺术传播平台、吉林省长春市推出的“城市流动图书车”项目，即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之举。

（二）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社会组织是相对于政府、政党等传统组织形态的一种民间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社区志愿者组织等，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可以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是现代化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首先，社会组织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组织天生具有民间性、自治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在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对话的时候，可以起到调和的作用，是政府与群众之间沟通的天然桥梁。它可以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帮助人民群众反映其诉求，避免人民群众采取过激行为和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通过社会组织还可以有效化解矛盾，协调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增进社会和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相信未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其次，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具有一定优势。社会组织既是一种社会资源，又是配置社会资源的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且因其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所以它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时候会具有价格优势，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特别是在民生领域，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社会公共服务活动，为边远贫困地区群体和弱势群体提供公益性或半公益性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和工作负担的同时，也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最后，社会组织可以在紧急时期、非常时期迅速聚集力量，参与社会重建。当今社会已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社会风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2008年汶川地震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类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体自发响应、行动迅速，第一时间奔赴前线，从紧急时期的救援物资援助、救援资金筹集、志愿者招募，到灾后的灾区重建、复工复产都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的能量。经验表明，解决非常时期的重大问题，仅靠政府之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发挥社会组织，甚至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应对。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效用，并且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参与机制。

（三）着力完善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要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实现现代化治理，一个关键举措就是要完善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拓宽各个社会主体、特别是基层民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制度化渠道。基层民众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大多工作在社会建设的第一线，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政府在社会治理和现代化建设中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呼声。但在实践中，群众自由表达的渠道却并不多。要为基层民众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比如，在政协和人大代表中增加代表基层民众、能为基层民众发声的群众代表，建立人大代表与群众的常态化联系机制，鼓励民众依法通过新闻媒体和网上政务平台表达意见，政府和有关部门定期组织召开监督听证会、民主评议会、民主决策会等，问政于民。2004年，由河南省邓州市率先探索实施的“四议两公开”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基层民主监督工作方法。“四议两公开”是村党组织对村级事务进行民主决策的一套工作程序，“四议”是指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是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目前，这套工作程序已经在全国多个地方推广实施，反响很好。

其次，对政府部门或市场主体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要构建起利益主体积极参与，社会媒体深度介入，法制化、常态化的社会监督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监督，政府部门或市场主体在进行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建设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质量不过关的“豆腐渣”工程，或者“只管建不管用”的烂尾项目。因此，要完善关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项目的事前评估、事后验收的监督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政府和市场主体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保质保量、能够切切实实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此外，在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管的时候，还可以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借助其平台优势，协助工商管理部门对行业内市场主体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督和管理，杜绝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降低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事情发生。

最后，要加强“阳光政务”“透明政府”建设。“透明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政府政务是否公开以及公开的程度是社会监督能否有效开展的前提。自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我国“透明政府”建设就一直在摸索中前进。因为观念和技术等原因，到目前为止，财产申报制度、预算决算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制度都还有待完善。如果人民群众无法从现有的信息中了解政府的各项具体工作，也就无法行使监督权，现代民主治理也就无法实现。在智能化时代，要加强“透明政府”建设，可以运用“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让人民群众通过网络问政和网上政务评价来直接监督政府行为，并将政务评价纳入政绩考核。同时，将权力监督和政务公开融合进政务系统的流程控制设计中，让政府各个部门在处理政务和运用职权时不仅能够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监督、互相约束，还能让群众了解到具体的政务信息和相关的责任部门。这样，就可以在各个行政主体和监督主体之间形成合力，使传统的、被动的、形式化的监督逐步向透明的、全程的、全面的监督转变，从而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周长城、王妙

文章来源：《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