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是指有条理地、有组织地安排各构成部分以求达到正常的运转或良好的外观的状态。按照《辞海》的解释：“秩，常也；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某种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状态，是一种有条理、不混乱、符合社会规范化的状态。因此，作为探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学，常常把“秩序”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

心态秩序的内涵及其维系

如果以“人”为中心来看“秩序”的构成，“秩序”至少涉及人的身心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秩序、人与自然关系所构成的生态秩序三个层面。而“心态秩序”，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来理解：广义的“心态秩序”可以看作是人对外在事物或现象作出一定的心理反应后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状态，其实质是主体对客观环境主观认知的一种规范化表达，它与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及其反应紧密相关。因此，广义的“心态秩序”应该涵盖一切社会秩序和生态秩序，是其他各种秩序对人的心理施加影响最终所产生的一种结构性呈现，亦是一种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心理反应状态的结构性呈现。而狭义的“心态秩序”主要是由人的自我和人与人的关系所构成，其主要指向人的精神、价值和心理领域。

费孝通说，“生态秩序是由人与资源、人与土地的关系构成；社会秩序是由人与财富、人与分配的关系构成，而心态秩序则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他提出要从共存的生态秩序、社会秩序研究转向共荣的心态秩序研究。可见，“心态秩序”的命题拓展了传统社会学的研究界限，使社会学的研究由外在的“社会”进入人的精神、价值和心理领域，在对心理、情感、价值、精神等领域的研究过程中找寻意义，进而建立起心态秩序的人文价值和内在结构，为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维系奠定社会心理基础。所以费孝通说“心态秩序是当今社会的一大问题”，这表明社会学不仅仅要研究传统的“社会秩序”，也要充分关注“心态秩序”及其所蕴含的人的精神价值和意义世界。

实际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心态秩序”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更加关注人与人的互动关系，是“物质实体向关系实在乃至心理状态”的转化结果。在社会学发展史中，“社会”及其内在的“秩序”与“进步”一直是经典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主题和追求目标，而且带有一定的外在性、客观性甚至强制性特征。但即便这样一直处于经典社会学主流地位的研究主题，实际上也一直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古典时期马克思的异化或阶级意识、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或祛魅，以及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和集体狂欢，都可以看作对社会心态和时代精神的阐释。到了现代，各种侧重于研究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的微观社会学，比如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民俗学方法论等，以及侧重于研究人的自我、认同、需要、情感、情绪等内容的情感社会学、个体社会学、心理社会学等日渐兴起。尤其是随着个体逐步摆脱传统结构性束缚和集体权威，在个人魅力和自我需求不断得到彰显的背景下，人的自我以及人与人所构成的关系秩序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心态秩序”由此也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这是一种由内向外，从自我修身养性到人际关系和谐，再到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过程。因此，在笔者看来，“心态秩序”的维系不仅指向“自我”的价值和精神领域，也指向人际互动和社会有序发展的过程，与“生态秩序”“社会秩序”三位一体，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良性运行。故而，从这个意义上，“心态秩序”说到底是“社会秩序”和“生态秩序”的现实反映和微观体现，而“心态秩序”的维系自然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态秩序”的维护。

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

今天无论我们说“生态秩序”“社会秩序”还是“心态秩序”，也无论是从广义上来理解“心态秩序”还是从狭义上来分析“心态秩序”，“秩序”本身作为一种规范化的社会追求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给“心态秩序”的维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谓“不确定性”，是指事物的特定属性和存在状态，既包括事物发展本身的不稳定性、变动性，也包括认知主体囿于自身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对事物发展状态的不确定认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兴起，尤其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和反复肆虐，“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已登上舞台，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西方风险社会学领域已普遍认为传统的“风险”概念似乎不足以反映和应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变动性和复杂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本质和首要特征，而“风险”则是不确定性的一种具体表征。“风险”也可看作不确定性所暗含的负向发展可能性的具象化，体现着对不确定性指向化、客观化的概率判断和“确定性”表达，是一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就此而言，“不确定性”比“风险”更能准确描述和概括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征，并逐步推动风险社会学研究向不确定性社会学研究转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在2016年发布过《2030/2060年全球趋势和不确定性》研究报告，其中特别指出，诸如全球疫情、气候灾害、经济危机、国家间冲突等新兴风险与阶层不平等、区域不均衡等传统问题的融合，将使得人类社会深陷“深度不确定性”（deepuncertainty）的境遇中。未来呈现在发展视域内的不单是“自然风险”或“人为风险”，而是由两者相互结合形成的“超风险格局”。发轫于社会系统的任何局部、微小风险，都将以指数级速率向外扩散。在这种情境下，不仅社会关系“脱实向虚”、社会结构“化整为零”、社会思潮“明进实退”，而且整个社会都将处于“解域化”与“再域化”的生成之“流”中。在这种流动时代的不确定性中，“心态秩序”该如何维系？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43个主要国家数据的检测情况发布的2020年“世界不确定性指数”的研究报告，有三个结论性的认识：（1）不确定性指数不仅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中的风险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最近十年所观察到的不确定性水平超过了过去60年的总和。（2）自2012年以来，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水平开始快速攀升，并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达到历史最高点。（3）未来十年内，全球的不确定性水平将继续以更加强劲的势头攀升。

的确，伴随着全球流动性的增大与风险周期规律的紊乱，不确定性趋势渐趋蔓延，并开始对各种传统的“秩序”力图构建的“确定性”图景产生冲击。就像这场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样，不仅彻底打乱了我们的步伐，同时带来社会“停摆”、社交“中断”、个体“迷茫”、“心态秩序”失衡。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所有的知识乃至人的生存状态都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没有任何固定的、可参考、可预测的框架。每一个试图去确定我们位置的行动，似乎都可能适得其反，甚至让我们陷入更深的焦虑和恐惧之中，“心态秩序”的维系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再加上当前我国正在经历换档期、阵痛期、转型期“三期叠加”与传统风险、现代风险、转型风险“三险合一”并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各类不确定性要素相互聚合、各种不可预测性问题相互叠加，以至于再也无法用已有的理论体系或是分析路径出发加以回应。

今天不断呈现出的各种发展的“不确定性”早已超出了人们搭建的“可能性隧道”（tunnelofpossibilities）之外，取而代之的是在“主体行动的无序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发展要素的联动性”共同作用下的“复合叙事”。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知识技术的不确定性、人的认知与决策的不确定性等各种不同类型、领域、层次的不确定性共同演绎出了“不确定性”的复合表征，也使得“心态秩序”的维系面临着种种巨大的困境。

在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寻找“心态秩序”的确定性

在发展的不确定性中，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无法事先规划好人生的轨迹，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甚至连近期的努力方向都没有办法事先确定。我们生活在这个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或许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在不确定性中，“发展”实际上并不是沿着某个确定的轨道在生长，也不是与某个预设的目标有意勾连，而是蕴含着无穷力量、活力和潜能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动中取动”，在不确定性中认识和把握不确定性，学会用不确定性的发展思维去理解和适应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学会在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寻找甚至创造“心态秩序”的确定性。如果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确定性”发展的刻板模式中，那么发展也就停滞了，由此形成的“心态秩序”最后也会因为跟不上新的形势而陷入一种更大的失衡甚至崩溃之中。

面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任何寻求“心态秩序”确定性的经验图示都可能越来越难以与具体的行动策略形成相互映射的关系，更难以与宽泛的“社会秩序”和“生态秩序”保持一致性和适应性，人们由此也可能越来越难以清晰地去勾勒社会发展的未来景象。“心态秩序”会一直处在流动的变化之中，并会在“心态秩序诉求与不确定性变化”的张力中变得摇摆不定。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无所作为。我们可以通过主体赋能和关系联结，不断激活自我灵活应对、自主变通的能力，同时强化“即时行动”，针对不确定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未预期风险，予以即时、即刻的应对，学会在不确定性中应对不确定性，进而寻找甚至创造确定性。虽然我们的努力行动可能无法改变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趋势，但这种个体的行动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寻求“确定性”的目的，并不是要去精准预测和规划事件或行动是否如期发生，而在于了解能否有利于人们将自己的行动调整到符合自身发展的轨道上来。所以，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确定性，是我们积极响应未来的一种发展途径和自主选择，旨在为人们调整自身的社会行为提供发展指南，也是在发展的不确定性中维系良好的“心态秩序”的有效手段。

作者：文军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